映象新闻

而且最近高层是走马换人，证监会的新主席上任了，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在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的年会，一上台就险些跌了一跤，于是他自己自嘲，说是因为我见到了老领导，而且我对这个经济不均衡有理解，所以我自己也一下没平衡。

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的正反馈机制作用中央政府比较看重的是GDP，房屋建得多，相关行业发展就红火，建材行业、装饰材料等60个行业发展越好，就业率也随之提高。至此，房价上涨危险，不上涨同样危险。

4、投资商与投机商的正反馈机制作用买卖房屋能赚钱，交易频次越多，获利越多，数量越大，获利越大。所以，未来的房价会调头直下，甚至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其结果很可能是杯盘狼藉、一地鸡毛。这种政绩观导致中央政府与房地产业构成了正反馈系统。聚拢的资源越多，越需要追加投入。二、关于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房地产业，我们将其看做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涉及如下因子，房地产开发商、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及政府中的相关官员、银行或民间放贷机构、房屋投资商或投机商、住宅的终端用户（刚需），由这些因子构成了房产业系统，实际上这些因子自身也是一个系统，而这些系统都是正反馈系统。

地方的GDP越高，领导干部升得越快，升得越高。贷款越多，越给予贷款支持，担心房企资金链断裂，从而导致前功尽弃，损失惨重。那么，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增加民办的元素、市场的元素？城市设立为什么非行政审批？为什么不可以依法设立，即满足一组指标就可以依法登记设市？怕党政机构因此膨胀，怕得有道理。

其中，民营的因素起来了，市场的作用发挥了。这类例证很多，说明不注意适当的制度安排，包括企业体制、市场竞争和人力资本，仅用行政手段追工业化的物理外观，绩效不理想。现在一些规模不小的小区、开发区、城市综合体，都是民办的，管理得也不差。这样看，从中国现在的50％多一点，走向未来的80％或更高，城镇化在中国方兴未艾。

为什么不行？追下去是我们的财税体制，从根本上就以人口不流动为前提的。何以至此？细究下去，还是现有的城镇管理是高度的行政化，从城市设立、土地获得、建设规划、福利标准，全部靠行政审批。

反过来，有不少地方，路修得宽宽的，楼盖得高高的，新城远远的，就是没人气。至于自由及其权利的发育，反而被放到一边去了。要承认，城市出错的迹象，现在已经不少。以行政力量以钢为纲，以为抓住了钢，其他自动带上来，其实做不到。

当然，由于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外加我们要素全面流动的进展极不平衡，障碍还不少。请教过很好的规划专家：城市规划的专业知识究竟有多大的用武之地？答案是：同级和下级都好说服，但级别高的就不行了。当年国家定点的是万宝，设计规模可覆盖整个华南六省。问题在哪里呢？炼钢要好多要素的供给。

以家电为例，海尔、美的都不是当年轻工业部的重点布局。城市土地非强征到政府手里，再向市场转让，这么一条土地市场化的路径，经济收效不小，但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大。

但可不可以考虑以非赢利法人的架构来设立城市？没有行政级别，有治理结构，也不是国中之国。用行政命令协调其间无数复杂的比例关系，信息成本太高，微观激励严重不足。

大跃进其实就是冲着炼钢去的。几十年过去了，真正落实下来的，主要还是个打工权。有的地方，还要人大出文件背书。所以到了国家工业化阶段，就是政府把资源集中起来抓工业化，抓钢铁。个中经验，一般化以后也许派得上大用场。地方平台的债务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当然好，但问题是一个城市究竟负了多少债，负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债，不但市民不知道，人大也不完全知道。

船坚炮利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工业化水平，就是钢铁、机械制造、动力的能力。但这个市场化，也只是打工的劳力资产市场化了，人家老家的土地房屋，能不能流转起来，盘盘活帮点小忙？也不行。

从经验上看，城市化无非是人们对城市提供的机会可以做出反应的结果。出发点没有错吧？但结果事与愿违。

否则，所谓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这种人类城市史上的反常现象，究竟从哪里来的？刚才讲了，80年代中期允许农民进城镇务工经商，开启了新一轮城镇化。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经商了，职工可以在不同城市找工作了，企业投资可以择善而从，等等。

政府管不了，流动人口只能靠自己管，市场化解决。倘若赶上一个自认为最有水平的，那真能把城市搞得惨不忍睹。譬如上世纪50年代末吃了大跃进的亏，只好把2000多万城镇人口赶回农村，随后通过户籍、粮食、就业和福利等一系列制度，把城乡之间的门关上了。城市化在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

城乡差别，那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让不让人对这个差别做出反应，允许不允许向城市流动、定居。毛主席在1958年说，只要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想多炼钢。

问题是农民流动打工的自由，没有发展成更普遍、更配套的权利。正因为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发展，才显示积聚效果，才有城市文明，才有城市形态的物理外观。

国家工业化后来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再工业化。欧洲历史上的城市化，哪里离得开冲破封建笆篱，哪里离得开工作、流动、迁徙、居住的自由？没有对自由的权利保障，人类甚至无从发现，城市居然能成为如此吸引人、积聚人的地方。

其他呢？落户行不行？看病报销行不行？子女上学行不行？都不行在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控制和垄断，而在于谁来控制和垄断。大量中央企业成批次地进入到地产领域，成为地王现象的缔造者。这后一面在初级阶段是容许的，但它应当受到社会的约束，对其经营的领域进行节制，如不允许控制命脉重要部门、不允许进入垄断部门。

要遏制国进民退的趋势，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从2009年开始持续关注国进民退争论。

在一向由民营资本把控的互联网领域，也出现了国有企业加速进入和购并清洗的景象。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国进民退的攻击，可能影响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固宏观上并不存在右派精英攻击的所谓国进民退，国有经济比重一直不停地在下降，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以致趋于零，那还算是什么社会主义。

3.2009年出现的国进民退浪潮对民营企业和中国的市场经济造成了致命冲击，大型央企对民营企业进行了多行业和大规模的兼并、收购等非市场行为，在煤炭等矿产资源领域大批民资退出，在钢铁领域民企几乎都折返，在石油分销领域民营的小加油站和小分销企业多数被收购或者因为门槛提高等因素而退出。从企业数量、就业人数、企业产值、企业利润、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等统计数据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